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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国民教育思想中智育与德育价值变化分析 

来源:学术月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04

梁启超的教育历程因参与政治而中断,但亦随着变局不断思考,形成了其国民教育思想的三个发展高潮。整个过程有“变”,也有保持中学立场的“不变”,交叉而有连贯性。他的国民教育思想从最初的智育教育,发展到诸子并重的修心教育(也是他德性教育思想的核心),最后把学术纳入德育为本的人格教育,完成了其体系构建。这反映了梁启超由迎合西法变为用国学提升人格力量后再用人格去改造世界的哲学观念成熟的过程。

一、 变“愚”民为“智”民的教育

(一)“开民智”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表面上发达,中国人无一不受教,无一不知学,但实际上中国人与西方国家相比识字率极低。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原因,更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结果。戊戌变法前,梁启超极重视经学。1892年梁启超开始接触到了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和傅兰雅的书籍,思想很受启发。同年清廷因铁路问题引起激烈争论,在与汪康年信中,梁启超感慨中国人孤闻浅见。1893年他开始在东莞讲学,在引用《易》《书》思想的过程中提到“作新民”,但还没能给出具体的解释。梁启超提出国民教育要主动去教,不能被动等待,由此看出他对教育的焦虑之情。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办《时务报》,目标是开民智以雪国耻。他的开民智以民众为起点,方式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希望科举一变,人才自来。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瓜分之势迫在眉睫。梁启超提出当务之急是开民智、开绅志、开官志,三者并开,人才并成,三年后中国人的思想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人莫不由少而壮,由愚而智。壮岁者,童儒之积进也;士夫者,愚民之积进也。故远古及泰西之善为教者,教小学急于教大学,教愚民急于教士夫”[1]161。1898年梁启超从理论上将变法新政与开民智结合,认为有民权就有民智,“今日之策中国,必曰兴民权”,“权者生于智者,有一分智,即有一分权”,“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故以广民智为第一要务”[1]94。

(二)教育目标

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最初立足于传统的养心、立志,并称“养心者,学中第一也”[1]201,其次才是经史知识的学习。这个思想体现在1897年他制定的两份教学大纲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教育目标为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卫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为目标。

(三)教育内容

梁启超的教育观是以六经为本,结合西方政治学说,以致用为目标。他是较早从“中体西用”的模式中看到中学危机的智者,“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1]144。这奠定了梁启超“中学为本”的思想基础。1896年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1]年,梁启超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时明确地指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次以艺学。”[1]147同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时务学堂学约》《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三篇中,基本内容是“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以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力日肆力于西籍”[1]197。

梁启超要求学生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1]145。他对读经者提出十点要求,明确孔子为六经教主,其他学派皆本于六经;读“子”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验证六经。梁启超紧随其师康有为,以孔为教,贬低荀子为“孔教之孽派”,厌恶老子“不为天下先”的消极人生态度。同期,虽然他对佛学有浓厚兴趣但没有纳入教育范围。

二、变旧民为“新民”的教育

(一)“新民”思想的形成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受到大隈重信对西学摄取和补足观念的影响,他对中西学关系的认知不再是彼消此涨模式。梁启超认为西方的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是开民智之学,中国当务之急是办学校、学西书、译西文,“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2]58。

1900年梁启超亲历了“庚子勤王”事件后,看到了中国国民性中的脆弱性。梁启超对福泽谕吉“文明的精神”观念深以为然:有形物质属于外部文明,学习起来很容易;精神属于内部文明,学习起来最难。学习西方应该先难后易。1902年2月梁启超曾寄希望于引入西方的新道德以弥补中国人公德的缺乏,“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矣”[1]556。福泽谕吉的不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和标准的观点,让梁启超从世界文明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华文明。他意识到西方道德通过国民教育转化为国民精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情势危急,时不可待。中村正植认为基督教与孔子在人格教育上是殊途同归的效果,这让本来就对儒学自信的梁启超更坚定用国学来提升国民私德。1903年1月他提出:“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公德私德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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