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20 世纪与21 世纪之交的那5 年间，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好事连台， 最令人喜悦的当数4 部文化人类学书籍的面世：顺次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以下简称《研究》）《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2]（简称《调查》）《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3]（简称《学派》）和《西方民族学史》[4]（简称《学史》）。

紧随其后，一批批新教材出炉了。以上4 部书与后起的新教材有所不相同。 这4 部书除了1 部为两人所撰，3 部都是单作者，且都是以专著代教材的两用本。而后起的教材几全是“折子戏”，师徒分工合作，“一人唱一段（章）”的为多。前后两类教材的风格迥异，严谨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单看这4 本书， 也是各领风骚的。 迄今，《研究》与《学派》已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调查》固然也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唯《学史》因内容老旧，珍爱者不多。 说得中肯一点，这4 本书属于三个档次，前两本共居一个档次，后两本书各属一个档次。《研究》 在第一个档次中无疑是佼佼者， 具有开拓性广，原创性强等优点。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理想的作品，一方面作者带有时代局限，另一方面，读者带有选择性。 所以，自从《研究》出版以来，赞美与争议并存。

赞美声出现较早， 好话最初是《中国社会科学》说的[5]。 争议出现较晚，主要是批评声，从两个方面发出：一种是技术上的诘难，有位后学先声夺人地将两本书并列起来指责前辈[6]，其中一本就是《研究》， 后来他又将这篇已发表的文章析出一半（主要是批评《研究》的4 千余字），对接成另一篇24 页，洋洋洒洒近3 万字的文章[7]，二文异口同声地说《研究》的援引不够专业，不忠实于原著。本文将以对接的那一篇作为分析基准，为行文方便，简称《评〈研究〉》；另一种是诘难《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责“作者并不关心人类学理论史的思想与传播，而是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指导思想辩护。 ”[8]

在下是黄淑娉先生的再传弟子， 在探讨与传承先师的学术思想上巾帼不让须眉， 对于第二种指责，姑且暂引利科克对马文·哈里斯的批语作为回应，日后如有可能，争取另文评论。 利科克说得好：“人文科学已经陷入混乱，不能长期再乱下去，应该赶紧自拔。人文科学将用知识来拯救人类，在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 至少有一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9]对于第一种指责，将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加以反驳。

本文的叙述分两步走： 首先对比同一时期的教材，厘清编著者的着眼点与理论偏爱，凸显《研究》的闪光点；继而反驳批评家的“抹黑”，查看所谓的污点是真还是假，如果是真的，究竟有多大。两步实为一步，那就是析出黄淑娉、龚佩华先生编写教材的心路， 恢复一部优秀人类学教材当之无愧的地位。

二、在比较中观看优胜劣汰

从成书年代看，《学史》写作于1942 年，成书于1945 年，时作者戴裔煊37 岁，正值壮年，此书也是他与黄文山的合作成果。 遗憾的是因故未能印行，新中国成立后，作者梦想作为首部民族学教材修订出版，又因院系调整，人类学被迫撤消而梦断蓝桥。晚年作者想到为此付出的代价，强打起精神与女婿钟国豪一起修订。戴裔煊英文功底深厚，从英文原著中扒梳了九成资料， 仅一成资料来自中文，“作者注意不同理论流派在竞争中相互替代的历史， 关心不同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与背景的嵌入关系，重视学科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涉及了民族学的现代性问题”[10]。

1982 年和1987 年，龚佩华、黄淑娉先后从外地调到广州。 看到国内人类学教材建设滞后的局面，她们心急如焚，决心写一部教材。 1991 年12月， 黄先生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提交申请， 不久“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评析”项目获得批准，两人着手工作。 当时，黄淑娉已年逾六十。 龚佩华也年近六十。如此年龄，又是女同志，放在别人那里，早该收心养性， 颐养天年， 两位女教授心系学科发展，东奔西走，继续折腾，从境外复印了大批英文资料，体现了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两人夜以继日地工作，1994 年，初稿“杀青”。 这时何国强考取了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他主动穿针引线，为书稿寻找“婆家”。两位先生背着书稿登门拜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室詹主任热情接待， 青年编辑邓蔚菲毛遂自荐，承担此书审校，当合同签订，出版指日可待时，两位先生甭提有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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