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本国史》被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发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采用。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教科书查禁事件，它还牵涉到了学术以外的政治与商业领域，其背后隐藏着纷繁复杂的学派纷争，政治与学术的交锋以及涉及商务印书馆等几大主要出版机构的商业冲突，因此顾颉刚称之为“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

“非圣无法”——《本国史》教科书查禁案

以往教科书默认将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黄帝被视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尧、舜、禹等人和事已经成为一种民族认同，其意义跳出了学术的范畴上升到了民族国家的高度。现在《本国史》直接不承认“三皇五帝”，这对一些人来说难以接受，甚至认为它动摇国本。

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十七次国务会议，教育部行文各教育厅，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包括《本国史》在内的一批教科书“禁止发行，并通令全国不准采用”①。禁令一下，张元济便火速赶往南京，向时为“党国元首”的吴稚晖寻求对策。当时国务会议原本欲以教科书发行一百六十万册为根据，要求商务印书馆承担一百六十万元的罚款。后来经吴稚晖说情，没有罚款，但教科书最终仍被查禁。看似“理所当然”的查禁事件，胡适却认为这是“一件比蒋桂战争还重要的事情”，顾颉刚本人也认为它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②

关于被查禁的原因，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本国史》对上古史，尤其“三皇五帝”及之前的历史不承认，实为“大逆不道”，不可发行。具体过程，顾颉刚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我的时代则正是南北纷争，人民正在渴望统一的时期，国民党北伐号称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也要摆出一些‘民主’的架势。那时山东参议员王鸿一就提出专案，弹劾此书，说它‘非圣无法’，要加以查禁。”

其实，王钟麒在《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中，同样运用论据证明上古史不可信③，这本教科书同样在1929年被查禁。但是其另一部教科书——《中国史》中对“三皇五帝”的历史也做出了“茫味难凭”的描述。④却在此1929年查禁风波中通过了审查。事实上，在同时期其他未被查禁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上古史抱有怀疑观点的不在少数。可见“疑古”观点只是此次查禁事件的一个导火线，或者说是一个借口。

《本国史》教科书查禁背后的纠纷

学术分歧——“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纠纷。1920年前后，大批留学英美法日的学生回国，恰好此时蔡元培主掌北大，实行教授治校的方针，治校权力之争自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英美派”和“法日派”。有关上古史，英美派主张“疑古”，而法日派多数不赞同“疑古”，这为后来的查禁事件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派斗争扩展到了整个教育领域，甚至左右了近代的学术风气，尤其是教育领导权的争夺。法日派中坚沈尹默晚的回忆：“蔡先生……北大初期被我们（可以理解为法日派诸人）包围，以后直到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⑤可以想见，民初北大内部的派系争斗何等复杂。

面对这两个学术阵营，顾颉刚想保持中立。无奈当时国学研究所刚成立，法日派沈兼士将顾颉刚调入国学研究所工作，这一调动让顾颉刚打上了“法日派”的印记。而顾颉刚又受恩于“英美派”代表胡适。至于顾颉刚，事实上既非“英美派”，也不属于“法日派”，正如顾所说，“我本非留学生，且一人不能成一派，徒以接近现代评论社之故，遂自成一对立面。”⑥1927年，顾颉刚在给王伯祥（王钟麒）的信中抱怨道：“我为《语丝》尽了这么多的力，到现在，却无端地这一班人都成了我的仇敌，非把我打死总不快。”⑦由此可知，顾颉刚虽非此两派中人，却被误认为由“法日派”转投“英美派”，以致常常受法日派的责难和排挤。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将北平各大高等学府合组成国立北平大学，由被称为“法日派”真正后台的李石曾担任校长，公布《国立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实行大学区制，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1929年6月国民政府宣告停止试行大学区制，重建新北京大学，并邀蔡元培重返北大任校长。而当时学者都清楚，蔡元培回北大，必然会邀请胡适等英美派学者回来。此时，被看做“英美派”并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因为“古史层累说”以及“古史辨”，在学术界已经占据一席之地，正试图和胡适返回北大。在这一敏感的节点，“法日派”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北大“强势”，在胡、顾返回北大的前夜，提出弹劾《本国史》“非圣无法”，希望利用查禁事件，阻止其二人重返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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