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诗宋注当中，李壁的《王荆文公诗注》是一部特点鲜明、凸显注家意识的注本，然而目前学界对此书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注释方法、文献考订及艺术评价这三个方面，忽略了其中所体现的注者李壁对王安石的评价问题。荆公与东坡、山谷诸人不同，他不仅是诗坛大家，而且是两宋政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笺注他的诗作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就包括如何评价王荆公其人。在这一问题上，李壁好“自发议论”，即在注释中加入自己对诗乃至对事、对人的态度、观点、评判等，这就使《王荆文公诗注》具有了综合评价王安石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这在宋元人看来恰是李壁注的不循流俗之处，故魏了翁、刘将孙(刘辰翁之子)称：“然(荆)公之学亦时有专己之癖焉，石林于此盖未始随声是非也。”(《临川诗注序》)[1](第310册，P12)“开禧参政雁湖李氏，独笺临川诗于共惩荆舒之后，与象山记祠堂磊磊恨意相似。”[2](P718)即是说，李壁注对王安石的评价特立独行，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体系。那么，李壁究竟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有何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历史罪人”还是“至公为心”：李壁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王安石逝于元祐元年(1086)，像大多数改革家的命运一样，世人对他的历史评价远未盖棺定论。先是“元祐更化”对变法全面否定；而到哲、徽朝新党再次执政，荆公又被奉为配享孟子、伊尹、周公的圣贤人物；北宋末朝政急剧恶化，终于爆发靖康之难，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政权，此时对王安石的批评与清算又开始成为朝野上下的共同呼声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再次被彻底否定，并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批判。正如胡宏上书高宗所论：“王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弭奸邪心，以来远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而不知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摒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遂致邻敌外横，盗贼内讧，天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1](第198册，P237)不难看出，这种论调是将王安石及其变法当作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徽、钦二帝的昏庸无能，最为符合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南渡之后，宋高宗的一系列政治动作皆是为此：建炎三年(1129)夏四月，“举行仁宗法度……元祐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自陈”；[3](P464)六月，司勋员外郎赵鼎进言，高宗遂“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司马光配”；[3](P466)绍兴四年(1134)八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高宗论史事：“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王安石自任已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高宗云：“极是！朕最爱元祐。”[4](P1289)为彻底否定新法，高宗还诏命再次重修《神宗实录》。实际上，上引范冲与高宗的对话就是在范冲担任《实录》编修官不久之后发生的，其主导思想已不言而喻：“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4](P1289)绍兴《神宗实录》的修定，意味着王安石“误国误民”的罪责被以历史定谳的方式载入史册，代表了南宋朝廷的官方定论。这也成了南宋人修本朝史的基本方针，后来几部比较重要的官私史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佚名《宋史全文》等皆是如此。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例，史载其编撰者李焘“博览经传，独不乐王安石学”(《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1](第232册，P397)“耻读王氏书”，[3](P)主张“存旧章，畏天变”(李壁《巽岩先生墓刻》)，[1](第294册，P2)而“王安石变更法度，厉阶可鉴”(《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1](第232册，P400)这就难怪《长编》取贬抑王安石的态度了。

李壁是李焘第六子，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并未“子承父志”，也与南宋官方的“历史结论”不同。这当然也要分两个层面来看。首先，从反思历史的角度看，出身史学之家的李壁对新法的某些具体措施亦持批评与否定态度，这与当时的主流评价相合。如《兼并》《寓言十五首》(其三)两诗皆关乎“青苗法”，而李壁分别征引苏辙、刘攽反对青苗法的长篇文章为注，[5](P147、363)已可见其态度；又云：“荆公此言，乃后日青苗张本也。平昔所论如此，一旦得位，自宜举而措之。当时独公是先生刘贡父素与公善，一书争之，最为至切。”[5](P363)可见是赞成刘攽对青苗法的争论。再如注《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耘鼓》时提到了新法的扰民：“东坡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盖病新法之扰也。今观公‘应官繇’之语，岂知后人乃亦以此讥公乎？”[5](P386)又如注《送宋中道通判洺州》论及王安石治河措施的不利：“介甫既相，遣程昉治漳水，一方大骚，竟无成功。”[5](P330)对变法所进用者多“奸佞小人”，李壁也不吝笔墨予以指摘，如《示元度》注谓蔡卞“绍圣以来窜斥善类，皆卞密进札子，请哲宗亲批示外……其崄巇至此”，[5](P19)《与吕望之上东岭》注谓吕嘉问“市易诸法，悉其建明，误(荆)公多矣”，[5](P33)等等。王安石变法确实存在许多弊病与问题，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李壁对此并不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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