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沈教授,您好。您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了40多年,坚持不懈,硕果累累。那么您早年为什么选择走史学研究的道路

沈渭滨: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而我走上治史的道路却十分偶然。我不是什么文化世家出身,爸爸只读过私塾,妈妈不识字,家里亲属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从小喜欢念书,我家隔壁有一个开杂货铺的,要用废纸来包东西,买了许多旧书,我就到那里翻旧书报,大概10岁前后,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我都看过了。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画画,最早我是想当一个美术家。1953年初中毕业后我到福建军区干部文化学校作教员,即使在部队,我仍然在业余时间出去写生,喜欢速写、素描、水彩、水粉、油画。1956年,我初中一些同学已经高中毕业纷纷考取了大学,我也十分羡慕,就向部队打报告希望复员,最初部队不同意,拖了一年。到第二年,我再次向部队打报告,于是在1957年复员并参加了高考。我本来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结果体检下来是色弱,不能考。我想我不能考画画的专业,研究美术史总可以吧。当时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没有人指导,不知道志愿表该怎么填写,我以为历史系里会有美术史,于是就报考了历史系。而且第一志愿填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填复旦大学,第三志愿填华东师范大学,结果按第一志愿录取了我。等我一进大学,发现这个历史系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和美术史根本不搭界。我就要求转系转学校,结果学校说转系不行,更别提转学校,只好念了历史系。在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我一直学习到1961年本科毕业,在此期间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并决心走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尽管我的专业方向选择是一个历史误会,但是当我一旦选定就紧紧咬住不放了,我觉得这是我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因此在大学里我就给自己定下目标——做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是指导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社会观察:历史学可以说是一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古老学科。每一个分支,每一条线,甚至每一个点都足以让人研究终生而不能穷尽。您是如何在历史的浩瀚海洋中寻求自己的突破点的

沈渭滨:在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我本来是想研究古代史的,特别对唐代的历史非常有兴趣。到了二年级,我又开始喜欢近代史。我感觉唐代的历史固然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断代,但是从与现实更接近的意义上说,古代史不如近代史。近代史是更接近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源头直接可以追溯到近代。当然还可以更远地追溯,但最直接的是近代。已故的历史学家魏建猷先生对我影响很大,魏先生是近代史的专家。他希望我也能研究近代史,并告诉我研究近代史最有意义的一段是辛亥革命,因为它是比较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近代史上所有发生的大事都可以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体现和引申。这样我就尝试搞辛亥革命研究了。到了三年级快毕业时,学校派我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在汤志钧先生的指导下,从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当自己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而且当时一个青年学生要发表文章,面临很多困难。《学术月刊》在当时是除了《历史研究》以外全国历史类最好的刊物,在此发表文章的基本上都是专家。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从此我下定决心研究辛亥革命史,以后就没有变过。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市七宝中学,教的是政治。在中学教书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过研究辛亥革命史,哪怕工作再忙,我总要抽空看自己的专业书。中学里我一直担任高中班主任,每天晚上陪学生上完晚自习,安排学生关灯休息后,才回家,接着再坚持看三小时的专业书籍,做了大量笔记。这样,我在中学任教期间,1963年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我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一个分裂性的组织,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革命组织,对革命有客观作用,但是不能因它有客观作用,就否定它在主观上的分裂。后来这一观点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很多人接受。我一方面做中学教师,另一方面坚持研究历史,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要编写一部近代史,但是金冲及和胡绳武两位先生已被调到北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没有学术带头人,就把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先生借调过去,由他领衔来主编这部中国近代史。陈先生感到编写人员不够,从侧面知道我的情况,就把我借到复旦大学,先借用三个月试试看,后来觉得可以。这样,1975年12月我就正式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一直待到我退休。陈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辛亥革命研究专家。我一直向他请教,后来正式拜师入门,陈先生是我的恩师。应该说,我对辛亥革命研究的起步比较早。从1961年到1993年,30多年里面,我一直在研究辛亥革命当中滚爬。我在进复旦大学以前就完成了《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后来我把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归到我的著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当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原始是我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课写的讲义《辛亥革命史研究》。我对写讲义非常认真,《辛亥革命史研究》讲义有5本、60万字。我认为这样做,对青年教师非常有意义,一定要认真地对待你自己编写的讲义。复旦大学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常讲:讲义越“黄”越好。不要轻易否定自己写过的东西,要有积累,再随时补充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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