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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在西南联大听先生们讲课 

来源:学术月刊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0-14

当时我经常到贺麟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在西南联大,对立的观点争奇斗艳,已成为学风。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是:“我虽然重翻译,但做学问,最终还是要依据原文,不能单靠翻译。”

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柳漪师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我的“美学”课成绩居然得了92分。

在联大期间,我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50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可是,吴先生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的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西南联大期间,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

中西融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我当时心想,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里太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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