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潮留给小说研究的教训
横向看，在“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服务于政治是古代小说研究的显著特征。其服务形式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斗争的目的研究小说。如梁启超、夏曾佑等运用小说评论从事政治改良活动；王钟麒、燕南尚生等运用小说评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论；陈独秀、谢无量等借评论小说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政治领袖借小说评论对全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教育；“文革”中，政治野心家借小说评论从事打击政敌的政治斗争等等。
（二）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来所形成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时代背景到作家作品，以社会政治价值评判为中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四）“实际政策”的政治导向乃至“控御”。 （五）适合形势需要，用既定的理论评论古代小说，或迫于政治形势和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不得不为流行的观点做注脚，写违心的文章。如在批胡适、批俞平伯运动以及“评《水浒》”、“评红”运动中出现的文章和被批评者的“认罪”文章等等。的确，上述从治世目的出发研究评论小说，曾给小说研究带来过“辉煌”和风光。无论是维新派“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的呐喊，还是革命派“振兴小说”“以救国民”的呼号；无论是视小说“为治乱存亡之原动力”，还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利用小说反党”的“新发明”。
无论是文人积极参与的批胡、批俞大会战，还是全国百姓投身其中的“评《水浒》”、“评红”热，都将小说评论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然而，这种“辉煌”、“风光”是外加的，它不是来自于小说文本自身，不是植根于科学文化土壤。因此，一方面其结论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学术的不断被扭曲，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一，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都是一个自足独立的世界，而且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学科发展愈分愈细，即使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新的跨学科的建立来实现的，学术发展绝无兼并、统一。学科的自足性与发展的分化孳生态势，与政治、经济的由分而合的发展走向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不能把搞政治经济的思维模式强加于学术，更不能把各门学科，特别是非应用性的社会学科的理论都统一到政治上，不能用政治理论取代丰富的文化思想，更不能做以政治取代学术的蠢事。
教训之二，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具有多元性，多元性文化的生成需要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任何外力的干预，任何一元化的强制都是有害的。这不仅是被20世纪学术发展正反面的经验所证实了的，也是从中国几千年学术发展的正反实践中得出的一个公理。 教训之三，正因为小说“经世”论不来自于小说自身，乃至于违背小说研究自身的性质、规律，所以，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是游离其外便是发生大的偏差。如梁启超认为古代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两端”，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黄人说《西游补》“以火焰山寓朱明焉”；蔡元培认为《石头记》中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至于用主观化的阶级斗争论分析小说所得出的种种怪论，其谬误更无须待言。
教训之四，正因为在“经世致用”论指导下的小说研究重“外”轻“内”，所以必然导致重视小说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忽略其艺术、美学和文化的价值，而其政治价值又具有因势而变的不稳定性，所以政治价值评判极易成为对社会政治流行意识的图解，至于学术性、科学性受到轻视，则是不可避免的。考证出作家的生卒年，考证出哪个版本在前，哪个在后，对于政治，对于社会改革又有什么价值意义呢？考证方法受到鄙视正是这种价值观作祟的必然结果。 胡适当年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的做法在“经世”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美学的艺术的分析也因与“经世致用”隔得太远而遭到了冷遇。总之，以政治标准和社会功利标准衡定小说研究价值，势必将小说研究这种学术活动、文化建设揽入政治、经济的框框里，势必无视小说研究自身的独特性，势必削弱乃至窒息学术自身的发展，走向自毁文化的庸俗功利主义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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