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黄霖先生一直勤奋耕耘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块园地上，不仅以其严谨和睿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近代文学与文论、文学史学与文学研究史研究等各个领域引领着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潮流，而且还在小说与小说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

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之路时，先生曾戏言说是“两金起家”。所谓“两金”指的是“怪杰”金圣叹和“奇书”《金瓶梅》。以此为家底向小说文献与文本、小说理论等领域纵深开拓，成果丰硕。

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黄霖先生曾郑重地说：“我搞小说批评，就是从系统整理材料入手的，在有关的作者、版本等问题方面做了一些实证性的工作。”[1]

单就小说理论研究而言，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便是，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统筹兼顾，互相策应，彼此相济，这种学术追求成就了其体大思精的学术建树，达到了文献、文本、文论并举的研究境界。

关于其小说作者、版本以及文本等问题的研究，笔者曾有专门评述，此不赘述。[2]

当此时，正值《历代小说话》十五卷、洋洋四百三十六万三千字巨制盛大问世，笔者不揣浅陋，再就其小说理论研究谈一点感受。

黄霖先生治学向来重视资料的占有与积累，尤其是在小说理论资料的积累上广泛搜罗，择善而从，从杂论、序跋、评点、小说话等小说理论形态各个维度逐渐展开，几乎涉猎了小说理论批评形态的方方面面。

先是推出了以荟萃小说序跋、杂论为主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000年重版），继而推出了以集纳史料、序跋和评点为主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初版，2005年新版），直至最近隆重推出话体小说理论资料丛编《历代小说话》十五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筚路蓝缕。

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开始，黄霖先生就注意资料积累中的学术性的输入。该论著选不同于一般性的资料搜罗和编排之处是，它不仅荟萃了210种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回评、乃至诗歌，而且作了考原性的“注释”和见解性的“说明”，因而被学界誉为富有“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

若稍加追溯便不难看出，黄霖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负责撰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理论部分时，就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小说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运用大量实实在在的资料，严密地考实了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

可以说，《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编选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虽谓资料选编，但基于梳理和研究，内含着新见性、考辨性、学理性。

后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黄霖先生对一些理论术语和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百忙之中，他让罗书华教授执笔继续开展这项研究，出版《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对历代小说序跋、杂论、小说话资料汇编校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术语的理论价值，并注重了评释的联缀性和系统性，为理论谱系的搭建奠定了基础。

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又是资料整理的铺垫和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金瓶梅》作者和版本的密切关注，就不会有高质量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诞生。

我们知道，黄霖先生是新时期较早投入《金瓶梅》研究的学人之一，在《金瓶梅资料汇编》问世前前后后，他已经对《金瓶梅》这部奇书进行过多方面的纵深研究。

从《〈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的发表，到1983年首倡《金瓶梅》作者为“屠隆说”（《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并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予以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再到《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年版）等考辨研究、校勘整理、辞典编撰系列著述问世，为《金瓶梅资料汇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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