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儿童肥胖症迅速增长。有研究表明，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男孩超重或肥胖的综合患病率从1.6%增加到23.6%，7岁至18岁的女孩超重或肥胖的综合患病率从1.8%增加到13.6%。在此期间，中国恰好实行了劳动力政策改革，每周最多工作时长从48-60小时减少至40小时。劳动力政策改革对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儿童肥胖是否与母亲就业情况紧密相关?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王晴教授的论文The impact of maternal employment on children's adipos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labor policy reform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八个省3,759个家庭的初始样本，研究探讨了此类问题。该论文于2017年被经济学类核心期刊Health Economics正式接收并发表。该论文合作者为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Young Jo博士。

王晴博士

研究背景

据论文介绍，发达国家已有学者对该课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在中国此类研究依然鲜少。王晴教授的论文则以1995年中国劳动力政策改革为研究背景，通过计量方法解决了以往研究中潜在内生性的问题，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母亲就业对孩子肥胖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而且研究了母亲就业影响孩子肥胖的潜在机制。此外，文章还探索劳动力政策改革后父亲对孩子肥胖的影响。

论文首先分析了1995年5月的中国劳动力政策改革背景与特点，作者指出，该政策的出台与儿童体重并非直接相关，但政策会导致工薪阶层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长大幅减少，同时也会影响年度工资的变化;对于自雇主而言，该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

为此，作者使用卡罗莱纳州人口中心和国家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纵向数据，比较了母亲是工薪阶层的孩子和母亲是自雇主的孩子的肥胖情况。考虑到中美儿童肥胖指标的差异性，作者重新构建了度量儿童肥胖的关键指标，不仅包括BMI(身体质量指数)超过85%的百分位数、标准化的BMI测量等通用指标，而且使用了特定于中国儿童的BMI临界值、肱三头肌皮褶厚度、上臂脂肪面积估计和腰围的肥胖状态等作为补充指标。

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作者使用最小二乘法探讨了中国母亲就业时长与儿童体重增加之间的基本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母亲就业与儿童肥胖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一致，母亲就业与儿童的体重增长正相关，工作时间更长的母亲更容易有超重或肥胖的孩子。不过，作者指出该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即母亲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关联。通常，母亲工作时间越长，意味着该家庭的生活环境越差，而母亲无需工作的家庭普遍生活环境较好，但是家庭生活环境也直接与孩子的胖瘦程度相关联。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作者利用劳动时间的外生变化和双重差分法，通过对比控制组和实验组儿童劳动时间变化前后的肥胖指标，发现母亲工作与儿童肥胖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当母亲减少工作时间时，孩子肥胖的概率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他们的BMI超过85百分位数的可能性增加了三个百分点。此外，这种影响对于男孩、低龄、城市地区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的影响更大。

两种可能的解释机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母亲就业时间减少如何导致儿童体重增加。一方面，母亲工作时长的减少会导致收入减少，迫使他们削减儿童课外活动的开支或购买更便宜、更不健康的食物，从而导致儿童体重增加。另一方面，母亲将额外的空闲时间分配给家务，特别是烹饪，这可能导致孩子的体重增加。通过实证研究表明，1995年改革后，工薪阶层的母亲在家务上花的时间比自雇主母亲更多，工薪阶层母亲做饭的比例提升了3.3%，平均做饭时长增加了15分钟以上。因此，母亲行为的改变可能是儿童体重增加的原因，而母亲收入可能只起到次要作用。

虽然体重增加对肥胖的儿童产生了不利的健康影响，但是也会使改革前体重不足的儿童受益，以恢复至标准体重。因此，作者指出，根据儿童的初始体重状况，母亲就业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情况产生不同的后果，最终后果取决于肥胖对儿童健康造成的相对危害与体重不足相比哪个更为明显。通过本研究作者也强调，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可能不一定适用于具有不同文化规范或发展水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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